吾乡吾土

  汉源县曾经有个川剧团，如今住在汉源新县城萝卜岗上的人们对此事知者不多，有印象的最年轻的起码也得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汉源川剧团成立于1958年，距今已有66年，解散于1972年，也整整过去了52年了，虽然存在的时间不过短短的14年，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给缺乏文艺生活的汉源人民带来了难得的川剧艺术享受，丰富了汉源城乡人民的文艺生活。对于曾是汉源川剧团的的老艺人们来说，在汉源川剧团的经历，是一辈子刻骨铭心永难忘怀的记忆。

  1955年在雅安县中大街邓家茶园出现了一个川剧皮影剧组，它是由川剧玩友张澄波、冯叔桥牵头成立的，这个皮影组就是汉源川剧团的前身。

  张澄波是皮影组的主演，头牌当家老生。民国时期他是雅安袍哥组织进同社的管事，同时他又是个川剧爱好者，资深的川剧玩友。冯叔桥民国时也是曾在进同社嗨袍哥的玩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坐唱川剧。进入新社会后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丢不下多年

  川剧爱好，便自发组织了一批雅安城里的玩友成立了这个皮影剧组，在中大街邓家茶馆里坐唱演出川剧皮灯影戏，并请了在雅安一带很有名气的川剧艺术造诣颇高的张冰农老师(民国时期大户人家子弟，有文化且善字画，后来也是汉源川剧团的艺术顾问。)做艺术指导。当时的老生演员有张澄波(主演)毕介秋、韩合台。旦角演员有余秀英。(当家旦角，原华阳川剧团艺人)初创时期经费困难，得到了同是川剧玩友的原刘文辉部24军的师长肖炎(起义将领)的大力支持。

  1957年随着皮影组聚集的川剧演员越来多，可扮演各种角色，于是皮影组舍去了皮灯影戏在邓家茶馆正式登台演出川剧。当年演员增加了小生王远贵，还付招收了第一批学员：胡开桥、曹德清、文子成、林星志及从眉山招收川剧艺人冯俊眉，这五人称为皮影组最初的五虎上将。随后又招收一批乐山专区各县的川剧演员如旦角演员伍秋芬、李华英，王呼华、小丑张呼和、小生王远贵、邱云晶、花脸(净角)刘忠强、丑角张先明、男旦角窦云华、严紫云、女旦刘凤琴、12台女武旦顾锦霞等人，皮影组能演出的川剧传统剧目慢慢的变多，演员阵容也慢慢变得强大。

  一九五七年前在雅安县城里已经有个官办的雅安川剧团，这年中大街邓家茶馆里又冒出个唱川剧的皮影组与其唱对台戏，一下子就把雅安爱好川剧的观众分流了不少过去。分流观众不说了，更要命的是这皮影组不讲“武德”，当年雅安川剧团是每天晚上演出，门票一角五分；可皮影组每场演出门票仅收八分钱，而且它一天从上午、下午、晚上演出三场，每天约有三百多观众人次，每月的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都远超雅安川剧团。皮影组经济效益好，演员积极性更高，舞台上“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演技一丝不苟，深受观众喜爱和好评，因此皮影组在雅安专区八县的名望很高，已经威胁到雅安县川剧团的生存了。

  随着皮影组的声名远播，引起了汉源县当局的关注。汉源县距雅安150多公里，地处泥巴山南麓，地理环境偏僻，交通不便，文化生活十分贫乏。1958年运动中为了丰富边远山区的群众文艺生活，县委决定动员雅安皮影组搬迁到汉源来，其中最热心此事的是时任汉源县委组织部部长王楷。王揩是南下干部，又是个资深戏迷，于是他到皮影组做工作，动员这批川剧艺人迁到汉源组建成汉源川剧团。

  王楷的工作卓有成效，双方很快就达成共识。这是因为皮影剧组感到在雅安这个狭小的市场空间存在两个竞争激烈的川剧团体，长远的生存空间堪忧。虽然目前皮影组占据着上风，但雅安川剧团毕竟是官办剧团，拥有各种资源优势，如果对方通过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打压皮影组，这个民间草台班子是经不起风浪的。经王楷与皮影组班主张澄波协商，皮影组接受汉源县政府招安吃上官饭，六十多人中除冯叔乔等个别演员因家庭原因不愿南迁外，其余人马整体纳入新组建的汉源川剧团。班主张澄波认为他亲自创建的皮影组这个民间草台戏班从此在政府的庇护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没想到仅仅八年后他个人选择的这条路却使他客死异乡。〔在汉源的四清运动中死于非命，当然这是后话了。〕

  汉源川剧团正式成立后原来的草台班子纳入官办文艺团体自然要由政府对剧团进行整顿和管理。政府派员搭建起领导班子：派出政治指导员金光华主持剧团全面工作，副团长廖蜀常(剧团未任命正团长)以女士及从雅安县川剧团调来任业务副团长的刘俊农(武生)主管业务工作，调雅安县川剧团高克楠担任技艺指导。原班主张澄波未安排进川剧团领导层，仅在剧团担任老生演员，但作为川剧资深演员前班主的他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

  当时正是运动中，剧团一成立当即在汉源开展演出。主要演出的川剧传统剧目有：武侠剧《十三妹》(男旦窦云华、刘忠强主演)，描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御河桥》(王远贵主演)，陶三春斩赵匡胤所穿黄袍泄忿的《斩皇袍》(张澄波主演)，讲述唐代薛刚兴兵反唐的《阳河堂》(毕介秋主演)，荡尽家产的纨绔子邱元顺《归正楼》(张呼和主演)杨衙内强抢民女的《望江亭》(张呼和主演)等。汉源县百姓以前几乎谈不上文艺生活，除了偶有放映几场电影外，就没什么文艺团体来县演出。汉源川剧团成立后县上有个常驻的剧团了，除了在县城剧场演出外，还经常送戏下乡，到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全县的群众都十分欢迎，剧团所到之处，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看，对剧团的演出赞不绝口。除了上山下乡到工地矿山演出

  外，剧团还应邻近的石棉县的邀请，去石棉县城和四川石棉矿演出，也得到了普遍好评和欢迎。

  同期剧团也进入到快速扩充发展阶段，1960年招收了崔仕衍、何静玉、胡春蓉、王淑萍、李秀英、陈树堃等6名第一批本地学员；1961年招收了王德清、元张永江、羊德流、冯树云、曹茂宪、陈敬华6名第二批川剧锣鼓学员；1962年招收了齐治贵、贾一康、刘昆方、周树强、廖志西、陶惠莲6名第三批学员。

  1963年川剧团排练传统剧《白蛇传》，由原眉山川剧团演员冯俊眉导演。为排练好这出戏，冯俊眉专程到乐山川剧团学习取经。乐山川剧团的前身是享誉我全川的“新又科社”，是川剧嘉阳河流派的发源地，川剧艺术水准相当高。冯俊眉从乐山川剧团取回《白蛇传》剧本，这是汉源川剧团首次采用剧本排练剧目。(以前的排练演出都是靠老演员口耳相传的传授和众多演员们的记忆来编排出一个个剧目的。)而且冯俊眉还学习借鉴了乐山川剧团的图片布景和灯光布景，这也是汉源川剧团以前没有的。用尽心思挑选了出自乐山川剧团的武旦演员顾锦霞饰演白素贞，武丑张二麻子(张先明)扮演靑蛇，经导演冯俊眉精心指导，演员刻苦排练，反复提高。比如剧情中白娘子“盗仙草”一节其中的守护仙草的鹿童和鹤童分别由冯俊梅、胡开强，付开乔扮演，这段戏里加入了京剧武打的飞腿和踢枪的动作，并增添了现代舞蹈和音乐的元素，突破了传统川剧突出个人的艺术形式，发展到集体艺术造形的创新形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由于剧本正规、台词优美、灯光布景，该剧在汉源首演就取得了空前成功，随即在雅安各地形成轰动效应。后来到川剧窝子的乐山、眉山一带演出该剧，上演第一天当地观众就好评如潮，连演数天都受到观众热捧，场场爆满。后来戏票往往是头天就预售一空，当天想买那是一票难求。在眉山演出时期连眉山川剧团都避其锋芒，不敢与与汉源川剧团同城共演对台戏，全团迁往乡镇演出，将眉山县城舞台拱手相让。乐山川剧界同行看后也大加盛赞，说没想到大山旮旯里还有这么优秀的川剧团。

  三年“粮食关”后，国家为解决经济困难，一度放宽了经济政策。随之文艺政策也适度放宽，1962-1964 年间四川农村各地出现了一批“火把剧团。(即由川剧艺人自发组团走乡串镇，夜晚在空地、晒场点亮火把照明进行传统川剧演出。)最近一段时间汉源川剧团正处于发展高峰，也引进了好几个川剧艺术人才，其中有几个重点人物值得一提：

  一个是川剧艺人孙恪新、康华英夫妇。孙恪新成都人，其妻康华英是重庆人，夫妇俩是从事川剧艺术多年的优秀演员。孙恪新曾在川内多个剧团搭台唱戏，演戏多年见多识广，吸收了多个川剧传统流派技艺，他来到汉源后将川剧的优良历史传统技传授给了汉源川剧团的同行，特别使青年学员受益匪浅。孙妻康华英唱腔甜美，论唱功在剧团排名第一。孙恪新夫妇对汉源川剧团的发展居功甚伟。另一个是黄沙。也是这样一个时间段汉源川剧团还引进了一个著名的年青川剧演员黄沙(艺名 )。黄沙是四川 省川剧学校基本功教员，川剧基本功扎实，他的动作舒展大气，一招一式规范洒脱。黄沙的贡献在于他把川剧艺术的学院派带来汉源，让众多演员感觉耳目一新。1959 年上海戏专著名音乐家沙梅老师(本名郑志，音乐家，生于1909年，广安人，从小就迷恋川剧，学生时代与洗星海是上海音专同学，与吕骥等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给川剧谱上曲，首创了川剧谱腔，从此川剧有了唱本。(曲谱)

  黄沙将省川剧学校的现代教育学生的方式、川剧谱腔带来剧团，将最新川剧艺术传授给一众演员，让他们接触到与传统川剧艺术不同的艺术表演艺术，提高了汉源川剧团的演艺水平。

  黄沙在汉源期间主导了现代川剧《金沙江畔》，他运用省川剧校教育学生的方式改革了传统川剧高腔。以前的高腔仅有帮腔，黄沙运用规范的谱腔唱本、辅以伴奏音乐改造了传统高腔。唱腔、造型新颖，此剧一上演就受到广大戏迷的肯定和欢迎，并做为剧团1964年的国庆献礼。

  如果说孙恪新为汉源川剧团带来的是民间传统川剧艺术，黄沙带来的则是当时最新学院派川剧艺术，两种风格的艺术流派交融，使艺人们开拓了视野，掌握了更多的川剧表演艺术。

  五十年代到一九年前，最基层川剧界艺人们的生存之路与一九四九年前相差不大，川剧演员没有“组织”，就是自由职业者，艺人们通过你自己的条件和想法，不时地在各个地方剧团之间流动，没有编制、不要档案和组织关系。〔艺人们流进流出仅需向剧团的主管部门报备一下即可〕各个剧团招人只看演员的技艺水平，演技好口碑好的演员走到哪里都吃香，那个年代是建国后川剧艺术蒸蒸日上最好的年代，实践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条条框框束缚越少，艺术发展越好。

  1962年12月在的提醒下毛主席发出了批示：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于是川剧舞台上的传统剧目压缩到78

  1964年11月毛主席又写下一个批示：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国死人部”。从此上演了几百年的传统剧目彻底退出了舞台，直至十年文革结束才重现舞台。

  1964 年禁演了传统历史戏后川剧团只得排演现代川剧， 1964年至1966年这期间先后排演了《金沙江畔》、《首战平型关》《奇袭白虎团》《奴隶之歌》等现代川剧，这些剧目刚开始时上演时也有许多观众观看，但不能持久，因为这些“现代”川剧是仓促排练就推出来的，不像传统川剧是经历过几百年演出逐渐完备提高的精品剧目。“现代川剧”与传统川剧比较，自然相形见拙，观众也不热情了。

  1965年后为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剧团又排演了宣传阶级斗争的现代川剧《夺印》，县上安排剧团将该剧送戏下乡，在大树、九襄等全县各乡镇轮流演出。为完成县这一政治任务，剧团一分为二，组成两个下乡演出小分队背着背包道剧在全县境内爬山涉水进行演出。适逢成都青年实验川剧团组织一批青年演员到汉源来采风体验生活，该剧团李笑飞团长看到下乡演出的汉源川剧团演员们背着沉重的行李、道具、马灯行走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到达演出目的地放下行装就立即开始搭建舞台、布置灯光，使他深为感动，以这些基层文艺工作者的艰苦生活为例来教育自己的年青演员，要他们认真学习基层演员吃苦耐劳的精神。

  这段时间由于停演了传统剧目，剧团又经常上山下乡演出，剧团经济情况不佳，演员收入下降，一些从外地流入的艺人纷纷离开，比如优秀青年演员黄沙也回到省川剧学校。加之金光华任政治指导员时作风专横跋扈，一言不合就要打人整人，管理道具的艺人张二麻子就一场剧中道具未备好就被他吊在梁上打断 C三根道具答仗打折数匹肋骨。在他当指导员的五年期间先后以男女作风问题为由将艺人阎志荣(男旦角)安安娃(小生)两人送去劳教，又以历史问题为由开除了艺人郑桓志(武生)，业务骨干老艺人刘忠强因疏忽大意误了场被他当即宣布开除。汉源川剧团从最高峰时六、七十人缩减到四十多人。

  汉源川剧团从一九五八建团到一九年最近一段时间是汉源川剧团艺术最高峰，从那以后就慢慢陷入低谷了。

  1966年春季“大四清”运动开始了。负责汉源县文教系统的工作队队长是时任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X珍，进驻汉源川剧团的工作组长是从部队抽调的营职军官教导员王三喜。工作组一进入川剧团就召集全团大会，宣称川剧团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一定要抓出几条历次政治运动中漏网的大鱼。这场大四清运动要人人过关，火烧100%，任何一个人都要如实交代自已的问题和检举别人的问题，凡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梦见的都要如实向工作组交代。

  运动刚开始就宣布剧团的政治指导员曾纪超犯有生活作风错误被划为三类人员，被停职挂起来，剧团一度停止演出专心搞运动。对剧团领导如副团长廖蜀常以及对韩和泰、张澄波、张光弟等一些老艺人被划为三、四类人员，限制人身自由，不准外出，每天写交代材料，组织全团对他们的揭发检举和批斗。工作组首先在演员中间抓的重点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一批老艺人，说这些人在民国时期闯江湖、嗨袍哥、还有的曾在旧军队干过有历史，历史背景复杂，是四清运动中清理的“四不清”重点人物。

  重点人物以外的其余的艺人、后勤人员也必须人人自查，个个都得写交代，从小学时期写到当前，交代自己干没干过反党、反社会主义、贪污盗窃、投机取巧、偷鸡摸狗的坏事。

  张澄波就是在这时被纳入工作组的黑名单的。张澄波在剧团里很有威望，他是原皮影组的班主，业务水平好。到汉源川剧团后饰演传统戏《斩黄袍》中的赵匡胤及现代川剧《夺印》里的丑角跛子都很出彩。他对剧团管理很有经验，帮助领导协调处理上下各方关系，因此深受几任剧团领导重用。

  在四清工作组尚未进驻川剧团时，剧团的时任政治指导员曾纪超就盯上了他，正在罗织罪名想要收拾他。原因是曾纪超长期与一个女艺人关系暧昧，曾被张澄波撞见。后来知道这事的人多了，以至于剧团上下艺人们都在背地叽叽叽咕咕地议论他。曾纪超认为是张澄波这个湖知道他的隐私，在艺人中散布了他的桃色绯闻，于是就以他有重大历史问题为由，准备在四情运动中收拾他。张澄波知道曾纪超要整他，他对朋友说：“‘知人秘者危’，这次四清运动我在劫难逃。”

  四清工作组进驻后接管了剧团的领导权，政治指导员曾纪超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查，吓得服安眠药自杀未遂，被划为三类被挂起来了。但张澄波并没有被工作组放过，继续对他做出详细的调查。工作组查出他在民国时期曾任雅安袍哥组织进同社的红旗大管家，认定他历史复杂，居然躲过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是隐藏在川剧团这潭混水中的大鱼。工作组组织了几场白天黑夜连续不停的批斗，逼迫张澄波交代干了哪些拥蒋、祸害人民、欺压百姓的罪行。张澄波在进同社干大管事主要是是袍哥组织的内部管理和外部协调关系，没有工作组罗织的那些罪行，否则建国初的“清匪反霸”“三反五反”运动是躲不过去的，之所以他在1955年还能拉起个皮影组，也是他嗨袍哥时没有作恶，政府才放过他的。可如今工作组以他当过袍哥红旗大管家为由，牯逼他交代祸害人民的罪行，他哪里找得到这些罪行。他申辩自己没有干过这些罪过，却被工作组认为是态度恶劣的狡辩，无休止白攻夜战的批斗使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那天他趁人不备用一根竹签猛地朝鼻孔捅进去，当即鲜血长淌，痛苦万状，可仍然没能死去。于是他想到一个快速了断自己的办法，随即奔向剧场入口处的楼梯爬上二楼，楼下剧场门口正是一排石阶梯，他心一横眼一闭，站在窗口头朝下对着石阶梯倒栽下去，头碰在石阶上当场身亡。他家就住在剧场楼梯旁的一个狭小的侧室，他横尸家门外，留下老妻和一对十来岁的幼小儿女拥尸悲号，其状甚为凄惨。

  逼死张澄波后工作组仍未收手，阶级敌人畏罪自杀不值得怜悯，接下来又把矛头指向艺人张光第。张光第在剧团饰演花脸，前段时间短暂代理几个月的剧团出纳，身为演员的他算盘不精，账目不清，经手的现金发生了几十元的短款，一直未查明缘由，这次工作组就把他定性为监守自盗的贪污分子。张光第没有吃钱，但是说不清短款的原因，这下是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了，不是屎也是屎。连续几天批斗会，说他是贪污还要他把吃的钱吐出来，张光第实在是想不过，也不想活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被窝里用一根麻绳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拴在脚板上，用脚使动蹬紧绳子，一会就把自己勒昏过去了。人昏后脚就使不上劲，到天亮时自已又醒了，却被人发现企图自杀，这又是一个对抗四清运动的罪名，接到批斗。

  此时已是1966年秋天，文革风暴已经在全国掀起，大串联风行各地，地处山区的汉源县也是处于暴风雨的前夜。还在进行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已经觉察出了危险，在没有一点先兆的情况下，全县的工作队一夜之间突然撤离不见踪影了。紧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开始了。

  1966年深秋，派往各地的四清工作队被认定为执行了刘邓黑线革命群众，保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群众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四清工作队狼狈逃窜。

  汉源川剧团在四清运动中受压的艺人们开始造反，在贾一康等一批年青学员的带领下成立了“红艺兵鹰击长空战斗团”，在汉源文艺界率先杀向社会，在富林街头刷大标语、贴大字报，大造舆论，控诉四清工作组对艺人们的迫害。随即又将先后担任剧团政治指导员的“走资派”金光华、曾纪超揪回川剧团批斗，历数他们飞扬跋扈、欺凌艺人的恶行。

  为了追寻“革命线月组织赴京串联团，到首都北京去取回文革的“革命真经”。他们在北京街头、各大专院校的大字报专栏上摘抄了不少批判刘邓路线、揭露“黑帮”内幕的大字报，回到汉源以《北京来电》《红色快讯》的标题，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汉源县城街道上，宣扬中央“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之间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川剧团“红艺兵”还在剧团大门口办了两个宣传专栏，刊出《中央首长内部讲话》，批露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首长”鼓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造刘邓黑线反，向走资派夺权的讲话内容。这些消息在官媒的报纸电台上从未公布，对远离北京的闭塞山乡的汉源人来说是爆炸性的消息，引来万人围观，给消息闭塞的汉源百姓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汉源县各机关企业单位的人和汉源二中的大号小将们纷纷涌到川剧团来串联交流，从刚从北京取经回来的红艺兵手中取回二手“革命真经”，然后回去纷纷成立“革命造反组织，起来造刘邓黑线和本单位“走资派”的反。一时间，从毛主席身边首都北京回来红艺兵们所在的川剧团成了掀起汉源文革高潮的策源地。

  谁知好景不长，正当造反派“造劲”十足时，一个多月后伟大领袖批准的八条命令签发，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军队不能乱。于是自上而下的“二月镇反”开始了，各地开始大规模收容审查“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给风头正劲的造反派们致命一击。1967年2月26日凌晨汉源县城全城，军方调派54军驻雅安的7790部队携带迫击炮、火箭筒、步话机等轻重武器全副武装赶赴汉源反革命，在警方的配合下在汉源县抓捕了42名“现行反革命并游街示众。仅有40余人的汉源川剧团就被抓捕了贾一康、文子成、李德文、张呼和4人，这是“红艺兵”们前期从北京回来后刷标语写大字报办专栏，极力煽动汉源民众起来积极投身文革运动造反夺权，惹恼了当局的后果，轰轰烈烈的文革立马偃旗息鼓，全川一下子就进入了镇反运动。

  然后历史总是那么吊诡，造反派才抓进去一个多月，当局正叫各单位上报准备抓捕第二批反革命分子时，〔川剧团已列入林星智、曹德清两人〕4月1日又是伟大领袖批示中央出台了《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安徽五条)，庚即5月7日中央又颁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红十条)，两个文件彻底否定了“二月镇反”，所有被抓的造反派被无罪释放，并宣布，而且还被军方宣布为“革命”，是“支持”的对象。

  被抓捕的艺人们出狱后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在四川形成“828”派和“红成派”两大派。1967年7月“旗手”在接见河南省“二七公社”造反派号召要“文攻武卫”，于是全国范围多地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最初还是用棍棒石块械斗，后来形成了真枪实弹的战斗。汉源造反派红联站、红艺兵冲进县武装部，砸开武器库，抢走了数百支集中存放的民兵枪械，形成了一派独大的局面。1968年4月27日至30日， 汉源县造反派与石棉县造反派发生武装内讧，石棉红色造反军倾巢出动攻打汉源县城富林。红艺兵艺人们悉数卷入，担任了重要防线上三个据点的防守。战场上双方枪炮互射，武器对峙三天，最后以石棉红色造反军攻占汉源造反派阵地告终。在这场武斗中汉源一方阵亡数人，其中就有汉源川剧团“红艺兵”傳啟夫〔堂鼓师〕。以前艺人们是拿着道具枪械在舞台上杀来杀去，上演的是舞台戏剧，可文革中却是端着真弹实弹在战场上杀来杀去，上演的是现实版的人间惨剧，可双方宣称都是为了保卫“革命路线月负有支左任务的中国人民汉源县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二十次会次批准成立汉源县川剧团革命委员会，〔这是汉源县首批成立的革委会〕任命由五人组成革委会：主任贾一康、第一副主任文子成、第二副主任廖蜀常，委员李德文、张呼和。

  随着革委会成立后形势逐渐稳定，于是川剧团又要抓业务搞演出了。那时候全国所有剧团原来的剧目都停演了，只有树造的八个样板戏才能上演，时称“八亿人民八部戏”。1964年所有的传统川剧和后来至1966年5月排演的现代川剧在文革中都被视为毒草被禁演。汉源川剧团在文革前期根据的样板戏为蓝本排练的《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正好排上用场。这两部剧是以样板戏京剧剧本的曲谱改为川剧唱法，也就是京剧川唱，将样板戏奉为圭臬，一点不敢改变剧情、台词、唱词。当时连地处专署所在的雅安川剧团都做不到改京剧样板戏为川剧，而汉源川剧团却成功改编了两个剧本，在文革期间的汉源城乡及雅安各县巡回演出。1969年成立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庆祝会上演的戏剧节目中仅有汉源川剧团上演的川剧《智取威虎山》和雅安京剧团上演的京剧《沙家浜》。这在当时凋零的雅安川剧界也算得上一枝独秀。

  1969年12 月25日， 中央对省革委和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肯定了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上对刘结挺、张西挺拉帮结派搞派系的揭发和批判，并对四川省领导班子做调整。随即全省范围开展了批判刘张集团极左思潮的“一批双清”运动。(即批极左分子、清理五一六分子、清理三老会成员)

  1970年1月中央下发《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1970年3月 27日中央又下发《关于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当即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掀起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高潮，其中心内容一是重点打击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破坏活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二是“三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当年说：“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展现了这场运动的恐怖气氛。由于左的思想指导，“五、一六”分子被当做帽子乱扣，人为制造出许多阶级敌人，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这场运动一直持继到1972年。各地在运动中以揪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分子为名，整肃了不少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

  1970年 3月派驻川剧团的“一批双清、一打三反”工作组由军代表区武装部部长王洪贵、组长税务局股长吴金栋、积务局干部李玉彬及县文化馆馆长曾继超指组成。

  工作组中的曾继超文革前就担任文化馆馆长，由于小四清运动中原川剧团政治指导员金光华被定为有贪污行为撤职调离，县上派曾继超到汉源川剧团任政治指导员，但工资关系不变，不在剧团领钱。曾在四清运动中被工作队划为三类人物，被挂起来一直未复职。二月镇反时他认为是争取重新掌权时机来了。在批斗打压造反派时上窜下跳十分卖力。谁知两月后“红十条”下达，红艺兵造反派又翻梢，曾继超自然被揪出来被批斗了好几场，后来他灰溜溜回文化馆任原职。

  由于曾继超文革前曾任川剧团指导员，对剧团的情况十分熟悉，军代表王洪贵就让他主持剧团的一批双清运动，工作组组长及成员乐得清闲也就很少到剧团。卷土重来的曾继超手中有权一心想借机报复在四清运动和文革前期批斗过他的川剧团艺人们，知道他来者不善，大家都提心吊胆，一时间川剧团里风声鹤唳。

  1970年6月的一天，时任革委会主任的贾一康正组织艺人们排练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工作组到场打断排练宣布宣布川剧团从即日起停止一切演出关起门来搞运动，清理反革命“五、一六”分子。贾一康愤愤不平的转身就走了。第二天工作组通知贾一康离开剧团参加县上组织的学习班，学习一批双清的精神和文件、政策。半月后当贾从学习班回到剧团后迎接他的是铺天盖地揭发检举他的大字报。原来他走后的半月里，曾继超在军代表王洪贵的支持下利用工作组主持剧团一批双清运动的时机，架空了川剧团革委会。主任贾一康参加县上学习班，副主任文子成已失踪，另一副主任廖蜀常和委员张呼和以历史问题为由被他挂起来，仅剩李德文一个委员。曾纪超強迫每人都要写材料交代自己是不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然后威逼艺人们揭批红艺兵头领贾一康在文革中，迫害革命干部以及担任革委会主任后把川剧团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的罪行。高压之下人人自危，为求自保洗白自己，纷纷编造事实写出大字报批判贾一康。

  贾一康从学习班刚一回团措手不及一下就被打懵了，还没回过神，曾纪康下令全团离开县城，到九襄镇入住镇文化馆，在异地搞运动。曾的目的其实也简单，就是离开贾熟悉并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县城，切断他与外界的交流，到乡镇去才好把他打成五一六分子丢进班房。

  到了九襄曾继超继续组织川剧团演员批斗贾一康，说他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分子，迫害革命干部。结果弄半天“迫害革命干部”就是指文革前期贾一康组织起红艺兵造反时候把“走资派”时任政治指导员的曾纪超揪出来批斗了几场，“”就是指控贾在文革中参加了武斗。后来又说贾一康是地主家庭出身，其父是分子，成分有问道，文革中贾混入革命造反派队伍，抢夺武装部，反军乱军，是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曾纪超让人把这些揭批内容写成大字报，并且威逼利诱“反戈一击”的红艺兵成员孙恪新，画了许多丑化贾一康的漫画，将大字报和漫画贴在九襄镇头，大造舆论，准备向县革委上报在运动中川剧团揪出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贾一康。

  这些大字报漫画引起了九襄区革委会主任李锡明的注意，他知道当时有运动中有对待一般的造反派头头〔当时有罪行的才称为坏头头的〕实行团结求稳的政策，发现一般性的问题要在内部批评，提高认识。于是他上门批评了曾纪超，制止了他将大字报漫画上街的行为。不久县革委主任和副主任(都是军方人员担任的一、二把手〕知道了这件事。在1968年石棉造反军攻打汉源时候，贾一康组织指挥汉源造反派积极抵抗，他们在调解武斗双方冲突时与贾接触颇多，觉得贾一康识大局明事理，听众武装部安排随军方人员一道参加停火谈判，对贾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对曾继超企图把贾一康打成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作了明确表态，说贾一康是剧团的青年学员，年轻人在文革中犯点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接受教训改正过来就是好。这两位县革委领导的指示传达到川剧团，曾纪超知道扳不倒贾一康，但不服气，又指使人编造谣言，说贾一康在武斗中打死过人有血债在身并且上报到县革委人保组，结果经调查纯属子虚乌有。曾纪超这才蔫气了，只好停止了对贾一康的批斗。自此贾一康有持无恐不再参加工作组召开的任务会议和批斗，连剧团都很少去，曾纪超拿他毫无办法。

  弄不倒革委会主任贾一康，曾纪超又把一腔怒火怨气发泄到其他艺人身上。从九襄镇返回县城后庚即组织了批斗红艺兵骨干、革委会委员张呼和。

  张呼和是老艺人，民国时期搭草台班子唱戏免不了跑码头嗨袍哥，江湖味很浓，四清运动就差点挨起，在工作组和曾继超眼中属于“历史背景复杂”的可疑分子。

  一、隐瞒担任过伪保长的罪恶历史。理由是凭他在扮演《抓壮丁》里的王保长时演得活灵活现，一看就肯定是有担任伪保长的经历。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剧团一次晚上政治学习时传达了毛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指示，那晚张呼和与剧团事务长焦汝经都喝了几杯酒，喝高了的张就对焦开玩笑：“你是一不怕茶苦，二不怕酒醉死。”三、包庇小偷集团。一年前有几个夹江县的年轻人到汉源游玩，其中一人摸包被擒，被本地人当街暴打。正好张呼和路过听到是家乡夹江人惹事被揍，出于家乡情怀便出面好言相劝求放过他老乡一马。本地人见是认识的川剧艺人张呼和求情，便给了他一个面子，大事化小让那年轻人退钱走人。

  曾继超以这三条罪状，给张呼和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将其开除剧团遣送原籍夹江县乡下，交当地农村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

  收拾完张呼和又揪斗艺人朱会元，因为朱会元在1967年批斗曾继超的大会中搞过他一记耳光。随后一年多时间又先后又批斗了廖蜀常、孙恪新、韩合台等四十余人，到最后全团仅余三人没有被贴大字报被批斗，✔这场运动远超过四清运动时整人的残酷招法。 工作组从1970年3月进驻剧团开始搞运动，刚开始还是一边搞运动，一边继续组织演出样板戏川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到6月份曾纪超宣布停止演出关起门来搞运动，彻查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这一下除了政治上的高压，艺人们还在生活上陷入前所未有余困境。因为川剧团是吃财政差额补助的事业单位，剧团有演出收入，但其收入不足以支付演员工资及剧团的各类开支，财政对其收不抵支那部分差额给予补助。这时虽然传统川剧不允许上演了，但川剧团将京剧样板戏改为川剧上演。汉源县城的集市场期为三天赶一场，逢场天四乡农民涌入县城，那年月没什么文艺表演，因而下山赶场的农民来看戏也不少。一张票一角五分钱，每场演出会有四五十元至六七十元的收入，全年累计起来还是有近万元，是剧团的主要收入。

  剧团被曾继超演出停止后，全团收入来源仅有财政拨付的补助款，这钱连工资都不够发。曾继超宣布艺人每人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18元。这点钱如果是单身汉一个人节约一点还勉强够糊口，如果是有孩子的家庭就麻烦大了，因为曾继超规定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只加发2元，两个孩子加发4元。成家的艺人靠这点生活费要想养活一家人那是不可能的，根本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当时的青年、之员皆以成家、都有两个孩子

  刚开始大家还以为忍一忍，运动几个月就会过去，恢复演出后情况就会好转。谁知道这场运动竟然从1970年6月持续到1972年2月， 剧团停演近两年之久。艺人们肠子都饿细了，一时间哀鸿遍野，明知道曾继超是来报两年前四清、文革中被批斗之仇，但是这时他的身份变了，是上级部门派来主抓“一批双清、一打三反”运动的钦差，大家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全团只有贾一康敢发杂音，他不参加剧团的运动，曾 我立脚的宝要以孝纪超一度停发他的生活费，贾一康找上门去怒斥一顿，曾纪超惹不起这个有脾气的造反派头领、革委会主任，只得补发。

  艺人冯俊眉拖家带口实在忍受不了这每月12 元的生活费，自己联系调回原籍眉山。临走前他告诫性格好强的贾一康，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贾娃，逢高莫站啊。”

  可惜了冯俊眉这个川剧艺术造诣颇深的艺人。想当年他导演的《白蛇传》名噪一时，在川南地区的雅安、乐山、眉山深得观众和业界好评。临到一打三反运动时，受不了政治高压和经济困境的双重打压，被迫离开他热爱的川剧艺术，调回眉山县没有合适的单位容身，只得转行到砖瓦厂。他身体不好，又从未从事过重体力劳动，演了半辈子川剧的艺人，却只能在砖瓦厂里拉架架车掌最吃力的中槓。他在砖瓦厂整日拉车奔走了泥塘、沙场、砖房，耗尽体力拉着满载泥巴、沙子、砖瓦的重车，才几年时间，在生活重压下年纪轻轻才三十多岁竟殒命“沙场”，一代名怜英年早逝，可怜可叹。这是后话

  由于文革中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年年在下降，难以供养庞大的又长期无节目可演的文艺团体。1971年8月四川省革委会下文，对全省各地市县文艺团体进行整合，对各类剧团改为文工团，。县级小型文工团设编制25人，组成类似内蒙古乌兰牧旗文艺小分队，到基层演出文艺节目。按照这一个精神汉源川剧团将分流近一半人员。一时间人心惶惶，去留不定，坐卧不安。工作组仍然继续一面开展一批双清一打三反运动，一面制定分流方案和组建新的文工团。

  分流渠道有四种：一是对年老体弱不能继续演戏的老艺人遣返回原籍，在当地民政部门领取每月12元生活费；二是艺人可自行联系接收单位转行；三是由县革委生产组安排到本县企业；四是转入新组建的文工团。并逐步开始实施分流。

  1971年9月发生了九一三外逃事件一，主要领导人梁兴初、陈仁祺、谢家祥都是原四野的人，被认定上了贼船。中央调刘兴元任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主任兼司令员、政委。李大章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兼第二政委。〔李大章任四川省长时曾因支持造反派在1967年二月镇反中被捕。〕1971年底伟大领袖接见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时说：原主要领导在批判刘结挺张西庭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走资派、压制了造反派。这就把1969年中央12.25 批示〔开展一批双清运动〕一风吹了。中央某高级领导在接见四川省赴京学习班学员时讲话中说：武斗中双方都是在捍卫革命路线，战场上能算错误?要吸取这次的教训继续革命。

  方向一变，造反派又要翻梢，还在搞剧团一批双清一打三反的工作组吓到了。曾纪超得知风声自知这回作孽甚多，红艺兵定要找他说聊斋，祸事惹大，梁子结深了，吓得不告而别，连夜从乌斯河乘火车仓皇逃回成都老家躲在亲属和朋友家中不敢落屋，生怕红艺兵上成都捉拿他。以后几年都不敢回汉源。军代表王

  30洪贵、工作组组长吴金栋也怕夜长梦多，再不遣散剧团人员自己也说不脱走不脱。鉴于剧团都是川剧艺人，多数人都人到中年不愿去到文工团学唱歌、跳舞。因些报县革委决定解散川剧团，除前期已经分流的人员外，剩余人员全部安置在汉源本地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

  一、年老体弱不能继续演戏的老艺人遣返回原籍，在当地民政部门领取每月12元生活费；毕见秋 、李明蓉 、韩合台 会 介

  二、自行联系接收单位转行；冯俊眉、郝则炎、林星志、曹德淸、何静玉、伍秋芬、张成璇

  廖蜀常、贾一康(瓷厂)孙恪新、康华英(农机厂 孙后调支商品)崔世衍(县文化馆) 上 海

  王福华、王远贵(九襄铁器社)唐章良(富林印刷厂)李秀英、王淑萍(富林金属社)罗传慧陶慧莲(二轻水泥厂)存活了14年的汉源川剧团就此解散，川剧艺人们各奔东西，各自求生。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20多年后这批川剧团的艺人们陆续退休，1997年他们自剧团解散各奔东西后在汉源首次聚会，相距25年大家从省内县内各地赶赴汉源，再相见时都感慨不已。当年的帅小伙已是须发斑白，曾经的美女不见青丝红颜老。“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他们回忆当年旧事恍如隔梦，唏嘘不已。从那以后，大家定下规矩，每年聚会一次，轮流在汉源、成都、四川、云南等省内外的各个风景名胜区小住一周左右，把酒言欢，畅叙友情，到今年已经是第二十七个年头了，聚会的艺人们年事已高参聚人数也慢慢变得少，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到今年聚会时仅有八人，屈指算来如今健在的艺人仅剩16人，且最年轻的已经78岁了，绝大多数艺人都进入耄耋之年了。